“幼教之父”陈鹤琴:教育不止,因为从没放弃未来

发布时间:2018-06-17 14:25 编辑:admin666

  “有了教育,这些儿童将成长为国家有用的公民。有了教育,各收容所的难民会变成有益于社会的人们。”这声疾呼,发自现代著名教育家、上海国际救济会难民教育委员会主任陈鹤琴。
论文先生网 /9/view-11605104.htm
  在南市难民区,陈鹤琴和当时的不少有识之士富有远见地意识到,难民问题不能光靠给吃给喝给衣穿来解决,更要有面向未来的眼光。教育则是重中之重,它关乎国家能否在挫折中再次站立,关乎人们能否走出困境走向明天。
  生命不息,教育不止。教育家和难民区的人们,用行动为未来积蓄力量。
  “原来父亲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位爱国、有正义感的教育家,但现在我对父亲有了新的认识。”陈一心说,“他是着眼于未来,着眼于民族的未来、国家的未来,视野非常高。”
  从医病到医人
  被称为中国“幼教之父”的陈鹤琴先生共育有7个子女,陈一心排行第六。
  “父亲总是微笑着的,他是一位慈父、严师和益友。”在陈一心的眼中,作为儿童教育专家的陈鹤琴对于孩子有着天生的喜爱。
  陈鹤琴1892年出生于浙江上虞县,家境贫苦。他从小热爱读书,后考入清华学堂高等科。1914年,他与陶行知一起,考取奖学金赴美留学。他原是想学医的,但反复思考以后,觉得要挽救贫穷的祖国,必须从教育人做起,而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儿童教育是国民教育的基础。
  “父亲当时说,‘医生是医病的,我是要医人的。我是喜欢儿童、儿童也是喜欢我的,我还是学教育,回去教他们好。’于是,父亲下决心将自己的一生献给祖国的教育事业。”
  1918年,陈鹤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教育硕士学位后回国,任教于南京国立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他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实验性幼儿园――南京鼓楼幼稚园,并主持起草全国幼稚园课程标准。
  1925年“五卅运动”后,国内掀起了第一次革命浪潮,对帝国主义的声讨此起彼伏,国人纷纷要求收回租界的教育主权。当时上海有两大租界,一个是公共租界(由英国和美国的租界合并而成),另一个是法租界。公共租界里的最高权力机构叫工部局。迫于形势,上海工部局聘请陈鹤琴出任华人教育处处长,主持华人教育工作。1928年9月,陈鹤琴来到上海赴任。
  在此之前,上海租界里的学校以教会学校为主,一般都是由外国人当校长。而在陈鹤琴任职的11年间,他先后创办了工部局东区、北区、西区等6所小学(均附设幼儿园),1所女子中学,以及工人夜校、简易小学等,这些学校,都是由中国人当校长。同时,他在学校中大力推行具有民族精神的科学性的教学实验,亲自编写各类爱国主义教材和课外读物。
  “我记得上小学时,原来学校里是不能升中国旗的,后来经过我父亲的交涉,学校里每天都可以升起我们自己的旗帜了。”陈一心自豪地说,“我父亲为中国人争得了教育主权,他是一位有正义感的爱国教育家。”
  陈鹤琴的疾呼
  1937年8月13日,宁静的生活被震耳欲聋的枪炮声打破了。日军向上海发起了进攻。
  陈一心至今仍清楚地记得自己6岁时站在自家楼房阳台上看到的一切:“日军的飞机轮番向地面俯冲,机翼上涂着大大的太阳旗,隆隆的轰炸声震撼着大地。”
  他拿出一本厚厚的图片资料,指着其中一张照片说:“你看,这是在南京东路外滩,有人被炸得横尸街头。仅8月14日一天就炸死了1 694人,其中包括15个外国人。”
  陈一心在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阅览室查阅到一份档案史料,即1938年刊布的《上海国际救济会六个月工作报告》,档案自1937年8月13日起,至1938年2月15日止。该报告第五章“难民教育”中,记录着这样的话:“本会教育工作属于本会行政之一部分,设置一教育主持之,请由陈鹤琴先生为主任,办理所属六收容所之难民教育事宜……”
  在这份历史档案中,还有一幅“上海国际救济会组织系统”示意图,从图中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上海国际救济会常务委员饶家驹同时兼任难民救济委员会主任,他与难民教育委员会主任陈鹤琴,其实是真正的同事与国际友人的关系。
  当时在上海有许多救济机构对难民进行收容和救济,除了上海国际救济会,较大的机构还有由上海民间慈善团体组成的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简称“慈联会”),陈鹤琴也在其中担任难民教育委员会主任,刘湛恩(沪江大学校长)任副主任,朱启銮为教育组长,他们实际上领导着数百个难民收容所的难民教育工作。
  1937年11月初,国民党军队退出上海,日军占领了除租界以外的市区,租界成为“孤岛”,更多难民挤在租界铁栅栏外等待进入。
  陈鹤琴曾这样描述难民收容所的情形:“现在他们(指难民)都集中在难民收容所里,除了吃饭、睡觉之外无事可做。”
  陈鹤琴开展难民教育的初衷,是基于国家的前途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正如他在《上海的难民教育》一文的结语中疾呼:“最后我必须声明,现在难民的情形实在是为难民服务和谋幸福的良好机会。在人口密集的收容所里,整千整万的难民预备受教育。有了教育,这些儿童将长成为国家有用的公民。有了教育,各收容所的难民会变成有益于社会的人们。”
  铁罐为凳硬纸为桌
  虽然处于非常时期,但在陈鹤琴看来,对于难童的教育,永远是置于第一位的。而且,他始终没有放弃将儿童培养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目标。
  难童教育学习的课程是如何安排的?教材又有哪些呢?
  据陈一心从上海图书馆查到的上海国际救济会简报,上面所记颇详:“本会所属各收容所之教材与课本,国语采用儿童书局出版之儿童国语课本,算术采用商务印书馆出版之复兴算术教科书,常识采用自编常识纲要,唱歌采用大众歌集……儿童教育班之学级编制,依照小学六年制组织,在第五所中设幼稚班。教学方法大体均用班级教学法,各级编定日课表,按时上课,时间自上午8时起至下午4时止,各所教学时间,每节自30分钟至40分钟不等。”   对于难民中6~16岁的儿童,不分性别,根据程度分班,免费提供课本和文具用品。由于难民收容所人满为患,十分拥挤,没有适合的教学场地,儿童们上课只能坐在地上或站着,陈鹤琴和难民教育委员会成员就出面到附近小学借教室上课。同时,他们还因地制宜组织儿童们自己动手创造学习条件,如用装饼干的铁罐做小凳子,用硬纸板放在膝盖上当桌子。
  由于教师不够,在教育过程中实行大先生制和小先生制。大先生制指的是高年级的学生在接受老师讲的内容后再去教初学者,小先生制则指的大司机是先教一批儿童,这些儿童再到难民棚中去教其他儿童。
  当时,在震旦大学操场上的大棚难民收容所内,还设有一所难童“国际中学”,共有约100名学生。分设两个班,陈鹤琴担任名誉校长,还亲自给中学生上课。
  关于这所国际中学,美国国会图书馆研究院顾问、《饶家驹安全区――战时上海难民》一书作者阮玛霞女士所提供的影像资料中,曾有过鲜活而生动的记录。银幕上,一些学生在分班之后,排着整齐的队伍,井然有序地走进教室学习。在另外一个片断中,难民乐团的学生们在练习鼓乐,他们一个个神情专注,训练有素。这些难民乐团的学生年龄十二三岁,他们经常到南市难民区和其他区的难民收容所进行抗日救亡演出。查阅当年出版的《战事画报》,其中所刊载的关于难民乐团演出的新闻报道就多达14次。
  一边卖报一边上学
  在难童教育中,最经典的案例,莫过于陈鹤琴创办的报童学校了。
  “当时,因为战争的原因,街上有很多无家可归的流浪儿童,他们没有父母,衣食无着,我父亲看见后很着急,于是就想出一个办法,把孩子们组织起来卖报。”陈一心介绍说,“先是在河南路天津路口的一个难民收容所里,把这些孩子集中起来,办了第一所报童学校。”
  申报馆发给每个报童一件草绿色的背心,每天一清早,报童们就到申报馆去领报,然后在全上海走街串巷。“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不等天明去派报,一面走,一面叫,今天的新闻真正好,七个铜板就买两份报。”这首《卖报歌》,84岁的陈一心唱得激情昂扬。
  之后,报童学校一个接一个办了起来。从外滩到静安寺,从杨树浦到曹家渡,因地制宜,分点设校。最后全上海一共发展到10所报童学校,有大约3 000名报童一边卖报、一边上学。
  就这样,在上海国际救济会所属的难民收容所里,有90%以上的儿童没有因为战火而失去受教育的机会。
  施舍往往只能产生乞丐
  “茅屋济济教多士”,这是“慈联会”负责人赵朴初为陈鹤琴所题的词。
  这句话生动地描绘出抗战时期陈鹤琴开展难民教育的一个场景:在一张张芦席搭建的大棚里,难民们团团围坐着,他们一个个聚精会神地听老师讲课。
  陈一心介绍说,上海国际救济会的章程规定,难民教育除了儿童教育,还包括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
  在这方面,陈鹤琴将关注的重点放在组织难民自救上,希望他们学习一技之长,将来可以融入社会,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为此,他的态度很明确:“难民问题是不能单靠给饭吃、给衣穿和给住宿就能全部解决的。他们的时间和精力应该被最好地运用。只有慈善的施舍,而没有教育和工作,就可能产生乞丐,因此给难民适当的教育和有益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难民中的成年人,根据程度及性别不同分设男、女班,进行为期3个月的简单课程教育,其中包括课堂指导、讲课、体育锻炼、看电影和讲故事。教育委员会的专家们还苦思冥想设计了很多方案,让难民参加各种工艺生产。如组织难民中的妇女在商家的指导下绣花、织袜、织麻袋等;组织20名年轻力壮的男性难民组成推销队,在经过一定指导后,推销贩卖当地产品以谋生。此外,还有编草、缝纫、制花灯、制拖把等工作,随制随卖。既让难民们学到了职业技能,又实现了让其自食其力的目的。
  难民区里的扫盲实验
  在难民教育中不得不提的,还有陈鹤琴大力倡导的新文字运动。
  “新文字”是指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前,在群众中推行的汉语拼音文字方案。新文字运动的高潮正是1938年上海难民教育时期的新文字实验。
  抗战爆发后,大量从郊区逃难的难民来到市中心,他们中有很多人是文盲,普及识字难度很大,陈鹤琴就提出在难民中开办新文字班,帮助他们学习识字。有资料显示,1937年11月至1938年11月间,上海新文字研究会的倪海曙等人在全市40所难民收容所、3万多名难民中进行扫盲实验,成绩显著。
  在推行新文字的过程中,陈鹤琴还亲自编写了新文字《民众课本》2册,《岳飞》《文天祥》《郑成功》《林肯》等中外历史名人故事15册等。著名文字学家、教育家倪海曙先生后来专门撰文述及当时的情景:“为了在难民收容所开展大规模新文字教学实验,(陈鹤琴)先生亲自设计了一种徽章,这种徽章是圆形的,中间画有一把象征开启知识之门的钥匙,徽章上有‘扫除文盲’4个汉字,周围有一圈新文字和汉字对照的话语:‘我能看书写字’。读书识字的难胞们学会新文字后,就奖励他一枚这样的徽章。”
  家里也办起识字班
  抗战时期的那段特别岁月,在陈一心当时幼小的心灵中,曾烙印下几个难忘的画面。
  “我记得在家里的客堂间,办过一个街童识字班。父亲把附近失学而流浪街头的儿童组织起来,大约有十几个孩子,来家里学习认字。父亲让我的三个姐姐当‘小先生’,去教孩子们识字、唱歌。”说起这段往事,陈一心清晰如昨,“我那时很小,家里有一块黑板,我搬一个小凳子,和其他孩子一起踩着凳子在黑板上面画画。所以说,父亲搞难民教育,首先从自己家里做起。”
  还有一件事让他记忆犹新。一天,陈鹤琴扶着一位黄包车夫回到家,那位黄包车夫是农村出来的,他的脚被玻璃划破了,鲜血淋漓。坐下之后,陈鹤琴对孩子们说:你们去把红药水、棉花取来。他拿一个钳子轻轻地夹去那个人脚上的玻璃,然后洗干净伤口,再涂上红药水,包扎好。临走时,陈鹤琴还送了黄包车夫一双新鞋,并叫了一辆车子送走他。“这件事对我一生的影响很大,让我从小就懂得要爱人,要关心人、帮助人,特别是要爱劳苦大众。”
  为了还原父亲在抗战时期从事难民教育的往事,陈一心遍访上海图书馆、上海档案馆等处,整整查了半年的资料。当这些尘封的历史重现眼前时,他对父亲的敬佩更深了。
  “原来父亲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位爱国、有正义感的教育家,但现在我对父亲有了新的认识。”陈一心说,“他有一种大爱精神、博爱思想,他主持的难民教育不仅仅是出于人道主义,而是从国家的未来这个角度出发要把儿童教育好,所以他挖空心思自己写教材、自己跑难民收容所、在自己家里办识字班,整天忙忙碌碌的。他是着眼于未来,着眼于民族的未来、国家的未来,视野非常高。”
  同时,作为上海国际友人研究会的会长,陈一心对于陈鹤琴和国际友人饶家驹的合作给予了很高评价。“他们曾经是同事,也是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上的伙伴。他们精诚合作,一起救助了几十万难民,据我所知,这在国际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上一篇:坚守青山终无悔 情洒苗岭谱春秋      下一篇:高分复读学生增多自己把握前途的欲望越来越强

  •   友情链接:
  • CopyRight 2006-2013, www.lwsir.com 论文先生网 ,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 ©鄂ICP备0700196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