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让大学开学日成家长“破产日”

发布时间:2018-06-17 14:25 编辑:admin666

  莫让大学开学日成家长“破产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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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中旬,大学新生入学日子将近。给孩子购置入学行囊已成为许多大一新生家长的头等大事。除了添置生活必备品外,手机、电脑等数码产品已成为学生的必备装备。有父母晒孩子开学账单,孩子还未入校门就花掉2万元,开学消费花掉4个月工资。 (《清远日报》 8月14日)
  大学校门还没进去,就已花费数万元费用。这对绝大多数工薪家庭来说,显然不是一笔小数目。大学新生的入学“标配”是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数码相机,或者干脆来个“苹果三件套”,仔细一算,光这些就超过万元。难怪一些家长直呼孩子上大学,自己要“破产”了。
  客观地说,对于现在大学生来说,有些确实是大学学习和生活所必需的,比如笔记本电脑和智能手机。但有些就显得没有那么必要,比如数码相机。现在的智能手机带有照相和摄像功能,为什么还要花上几千块钱,额外买一部相机呢?即便是笔记本和智能手机这样的必需品,价格相差悬殊,对于大学生来说,不管是从经济角度考虑,还是从实用性考虑,都无须过于追求“高大上”,否则就是一种非理性消费了。
  到底是什么催热了“开学经济”?一是父母的“犒赏心理”在作怪。很多父母总觉得孩子苦了累了这么多年,现在终于金榜题名熬出头了,所以自己无论如何也该表示一下,即便孩子不主动提要求,父母也会主动“有所表示”。殊不知这种“犒赏心理”不但容易导致非理性消费,而且容易让孩子滋生不劳而获的心理、互相攀比的心理,有害无益。二是大学新生的“邀功心理”在作祟。有父母的“犒赏心理”,就必然有孩子的“邀功心理”,很多学生觉得自己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必须要求父母奖赏一下自己,便对父母“狮子大开口”。“邀功心理”同样有害无益,一方面父母供自己上学已经很不容易,要懂得感恩,而不是趁机“宰父母”;另一方面,努力学习,考上大学不是为了父母,其实是为了自己,那么在父母的资助下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为什么还要父母来奖赏?大学生应学会理性消费,这是入学前的“必修课”。
  溺亡被索“尸体污染费”该不该
  5名小学生在水库中不幸溺亡,其中遇难两兄弟的父母一纸诉状将水库管理使用方――云南个旧当地水务局和自来水公司告上法庭,索赔死亡赔偿金等共48万余元。被告则认为,他们已在水库边设立禁止游泳标识牌,是家长未尽到监护义务才致孩子溺亡。且事发水库为饮用水源地,溺水事件发生后,在水质处理上给自来水公司带来损失。于是提起反诉,索赔“尸体污染费”。 (《春城晚报》 8月17日)
  每年暑假,总会出现某些曾经活蹦乱跳的孩子殒命于一个个无情的水塘、水库或河流的惨剧。每当此时,各种反思纷纷涌现,诸多事后补救措施也隆重登场,而像上述新闻那样,溺亡者亲人与水塘、水库或河流管理使用方对簿公堂,索赔死亡赔偿金,或反索“尸体污染费”,着实罕见。正因此,在法庭上,“尸体污染费”该不该赔成为庭审焦点。
  在我看来,这起溺亡事故,首要之责在监护人,他们对孩子缺乏有效监管,也没有给孩子必要的安全教育。孩子对危险的判断识别能力差,哪里知道那些表面平静的水域,极有可能变得面目狰狞、残酷无情?
  在这种情况下,家长一纸诉状将水库管理使用方告上法庭,索赔死亡赔偿金,似有推卸自身监管失职之嫌。何况该水库是一处饮用水源地,按照饮用水源地的相关管理规定,禁止游泳等在内的一切可能污染水质的活动。家长痛失爱子的心情当然应该充分理解,但是非曲直也不可罔顾。
  但是,我并不赞同水库管理使用方向溺亡者索赔“尸体污染费”。对这起溺亡事故,水库管理使用方也应负次要责任。从报道看,那家自来水公司在水库边设立了“禁止游泳”的标识牌,但既然水库是饮用水源地,为何不像对待高速路那样,把水库用围栏围起来?安排专人巡逻了吗?饮用水源地的保护级别应高于一般水域,比如专人巡查保护、装上智能监控设备,这样群体性游泳就能被及时发现。
  教师交流轮岗对乡村学校是利好措施
  一直以来,身处乡村的很多教师都感到苦闷、压抑,工作上提不起精神,生活中也缺乏激情。究其原因,除了待遇过低、晋升通道狭窄外,环境封闭也是主要原因之一。乡村的空气再新鲜、山再绿、水再秀,教师在同一个地方待上十年八年,也就麻木了,这就是所谓的审美疲劳。任何一个人,除了有物质需求外,更重要的需求是社会环境。对教师而言,社会环境是什么?就是周围的人,就是所在学校的领导、同事。然而,在广大农村学校,多少年才能进一个新人?这就意味着,一个教师在一所学校,需要长年累月地面对相同的物、相同的人、相同的事,日子过得寡淡无味且一成不变,烦躁、苦闷情绪滋生也就再自然不过了。
  全面交流轮岗,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至少能让教师换一个环境,缓解烦躁、苦闷的情绪。
  当一个学校的所有教师都长期处于固定、封闭的环境时,思想上的交流、碰撞也就无从谈起。因为时间太长,所有该说的都说了,该争的也都争了,该聊的也聊了,就连该闹的矛盾都闹过了。这就导致同一所学校的教师,见面除了打个招呼,就没有别话可说。开教研会,要么一片叫好声,要么相对无言。封闭静止的环境导致人思想固化。这样的学校,即使引进一两个有新思想的人,结局也可以预见,要么被边缘化,要么被同化。如果实行全面的交流轮岗,这所学校就要走出去一部分人,同时引进来一批人。这就意味着,占据绝对优势的固化思想体系被削弱,不同的思想体系拥有了平等对话的权利,还可能引起思想上的革新。
  如果在交流轮岗中,引来一两个教学能人,其引领作用更是不可小视。关于这一点,笔者深有感触。笔者曾与另外两所学校的教师一起到一所薄弱学校支教,支教的教师人数占到了原学校教师人数的一半。当四所学校的教师走到一起时,必然产生思想上的交流与碰撞。本来原学校的教师对支教教师的观念是将信将疑的,但在学校总结期末成绩和各级各类获奖情况时,尤其是总结获奖论文和发表文章这一块时,两者有天壤之别。原学校的教师,十几人,仅一位教师的一篇论文获省二等奖(这是近几年来,该校教师获得的最高奖项),而支教的教师们,几乎人人都有论文获省、市一等奖,有人在省、市级报刊上发表文章,甚至还有人在《中国教育报》这样级别的报刊上发表文章,巨大的差距使他们深受震撼。认识到差距,是改变的开始。所以,交流轮岗对解决教师思想固化问题作用极大。
  一个校长,到一所学校工作一段时间后,工作就理顺了,也就意味着所有的工作都有人干了,教学由甲负责,德育由乙负责,安全由丙负责,工会由丁负责……让校长去交流轮岗,至少能让他们在面对不同环境时能动动腿、动动嘴、动动脑吧。
  同时需要考虑的是,为了防止交流轮岗影响教师文化和学校文化的传承。笔者建议,交流轮岗人数按比例确定,比如,总人数的30%。此外,交流轮岗应考虑到不同学校间的办学水平差异。如果两所薄弱学校相互交流,虽然有效果,但效果肯定不会很明显。同时,需要将轮岗交流与支教交流区分开来,防止教师在轮岗交流时抱着支教心态工作,甚至连支教的活也不好好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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